的仲将墨与韦诞笔,古典文学之太平御览

日期:2019-09-30编辑作者:文学理论

○笔

○书上

书圣王羲之年少时用什么笔,又用的是什么纸与墨?

《说文》曰:楚谓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秦谓之笔。

《释名》曰:书,庶也,纪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简编永不灭也。

魏晋时期的笔墨纸砚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与现在的差别有多大?本文从魏晋时期作为文房器用的笔、墨、纸、砚四个方面着手考略,表达了魏晋六朝虽为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在文房器用方面却日趋精良,呈现新风尚。

《释名》:笔,述也;述而书之。

《说文》曰:依类象形之谓文,形声相益之谓字,著於竹帛之谓书。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为自由、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尽管政治上混乱黑暗,但是经济、文化、工艺依然曲折前行,民族交流融合加强,文艺兴盛,出现了一大批风流名士,文学、书法交相辉映,人才辈出。“士人并以文义为业”(沈约《宋书·宗悫传》)。文人追求书法美成为自觉的艺术实践活动,此景之下,文房器用日趋精良,呈现新风尚。

《博物志》曰:蒙恬造笔。

《广雅》曰:书,如也;纪也。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笔作为文人日常书写工具,在魏晋时期工艺相当成熟。

崔豹《古今注》曰:牛亨问曰:"古有书契已来便应有笔也,世称蒙恬造笔,何也?"答曰:"自蒙恬始作秦笔耳。以柘木为管,以鹿毛为柱,羊毛为皮,所谓鹿毫竹管也,非谓古笔也。"又问曰:"笔有彤管,何也?"答曰:"彤,赤漆耳。使史官载笔,故是赤管,言以赤心事也。"

《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夬,决也。书契所以决断万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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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柏舟·静女》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古者,后、夫人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群妾以礼御于君所,女史书其日月,授之环以进退也。笺云:彤管,赤笔也。)彤管有炜,悦怿女美。

《家语》曰:宓子贱,字不齐,仕鲁为单父令。恐君听用谗人,使己不得行其政,故请君近吏二人与俱。至官,令二吏书,辄掣其手,书不善,则从而怒之。吏患焉,辞归鲁,子贱曰:"子书甚不善,子勉而归!"报於君曰:"宓子使臣书而掣摇臣肘。书恶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所以去之而来也。"君以问孔子,孔子曰:"不齐,君子也。其材任霸王之佐,屈节治单父以自试,意者其以此谏乎?"公寤,太息叹曰:"寡人乱宓子之政而责其善数矣。"

东晋毛笔,笔杆25.5厘米、笔头6厘米、笔套25厘米,甘肃省考古研究所藏

《曲礼》曰:史载笔、士载言也。

《汉书》曰:陈遵,长八尺馀,长头大鼻,容貌甚伟,略涉传记,赡於文辞。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

一、魏晋时期的笔

《汉书》曰:张安世持橐簪笔,(橐,挈橐也。近臣负橐簪笔,从备顾问,或有所记。)事孝武帝数十年,见谓忠谨。

又曰:宣帝时,中郎将张彭祖,少与帝微时同席研书。及帝即尊位,彭祖以旧恩封阳都侯。

提及魏晋毛笔不得不说此前毛笔的制作和使用情况。魏晋较之前有沿袭也有创新。毛笔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彩陶有些纹饰还能看出笔锋,应为毛笔类所绘。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毛笔实物属于战国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湖南长沙左家公山出土毛笔和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毛笔。左家公山出土毛笔,笔杆一端劈成数片夹住笔毫,外面用丝线缠绕,再涂漆固定;包山出土毛笔比左家公山出土毛笔制作有了改进,包山出土毛笔在笔杆的一端挖出空腔,将笔毫束成有笔尖的笔头,用漆固定在空腔中,解决了笔头的固定问题。后世毛笔的制作基本沿用把笔头固定在空腔中这一方法。

《东观汉记》曰:班超字仲升,家贫,为官佣写书。尝辍书投笔,叹曰:"大丈夫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乎?"

又曰:田蚡学盘盂诸书(孔甲二十六篇,杂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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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曰:曹公闻孙权以荆州资刘备,大惧,方作书,不觉落笔於地。

《后汉书》曰:孙敬,字文宝。少时画地学书,日进焉。

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公山战国楚墓出土的毛笔与竹管

《齐书》曰:江淹尝宿於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

《东观汉记》曰:乐成静王党善史书,喜正文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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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书》曰:纪少瑜尝梦陆倕以一束青镂管笔授之,云:"我以此笔犹可用,卿自择其善者",其文因此遒进。

《魏志》曰:胡昭善尺牍,动见模楷。卫觊好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也。

湖北省荆门市包山战国楚墓出土的毛笔

又曰:郑灼家贫,好学,抄义疏以日继夜。笔毫尽,每削用之。

《晋书》曰:王羲之尝诣门生家,见棐几滑净,因书之,真草相半。后为其父刮去之,门生惊懊者累日。

秦汉制笔在战国笔的基础上有所改进,后世有称“蒙恬造笔”,晋代崔豹《古今注》记载:

《隋书》曰:高祖复郑译官爵,令内史令李德林立作诏书。高颎戏谓曰:"笔乾。"译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

又曰:王羲之,山阴有道士好养鹅,羲之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

“牛亨问曰:自古有书契以来便应有笔,世称蒙恬造笔何也?答曰:蒙恬始造即秦笔耳。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毫,非兔毫竹管也。又问彤管何也?答曰:彤管者赤漆耳。史官载事,故以彤管用赤心记事也。”

又曰:刘行本累迁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临轩,掌朝典笔砚,持至御坐,则承御大夫取以进之。及行本为掌朝,将进笔於帝,承御复欲取之,行本抗声谓承御曰:"笔不可得。"帝惊视问之,行本言於帝曰:"臣闻设官分职,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笔。"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职。

又曰:羲之每自称:"我书比锺繇当抗行,比张芝犹当雁行也。"曾与人书云:"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其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

由上可知蒙恬因地制宜采用枯木做笔管,用鹿毛为柱,羊毛为披混合制笔,他的披柱制笔法是毛笔制造工艺的重大创新,至今沿用。在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三支秦笔,笔杆竹制,上端削尖,下端空腔纳笔头。在汉时为方便文官随时记录书写,常把笔插在耳侧,称簪笔,此时毛笔笔杆较长且上端削尖,便于簪戴。汉“白马作”笔即出土于墓主人头部左侧,印证了史书记载在秦汉时期即有的簪笔风俗。

《国朝传记》曰:虞监草行本师於释智永。智永常楼上学业,成方下,其弃笔头至盈瓮。

又曰:羲之尝在蕺山,老姥持六角竹扇卖之,羲之因书其扇,各为五字。姥初有愠色,乃谓姥曰:"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姥如其言,人竟买之。他日,姥又持扇来,羲之笑而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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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书》曰:柳公权为司封员外郎,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

又曰:王献之七八岁时学书,父羲之从后掣其笔,不得,叹曰:"此儿后当复有大名!"常书壁,为方丈字,羲之甚以为能,观者数百人。

汉白马作笔,长21.9 厘米、径0.6厘米、笔头0.6 厘米,甘肃省博物馆藏

《五代史·周史》曰:和凝年十七,举明经,至京师。忽梦人以五色笔一束以与之,谓曰:"子才可以举进士。"自是才思敏赡,十九登进士第。

又曰:谢安尝问献之:"君书何如君家尊?"答曰:"故当不同。"安曰:"外论不尔。"答曰:"人那得知。"

三国两晋南北朝,造纸业的发展以及书写载体的改变,对毛笔影响较大。东晋末年,桓玄把持朝政,废晋安帝,并下令以纸代简,竹简慢慢退出书写舞台,毛笔的制作工艺相应作了调整和改善,以适应新的书写材料。此间一些书法家参与制笔,并有专著,如韦诞《笔方》与王羲之《笔经》先后问世。三国魏韦诞所书《笔方》,初见于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一书。韦诞字仲将,魏京兆人,书法家,擅各种书体,亦善制笔墨,所制之笔,人称“韦诞笔”,所制之墨人称“仲将之墨”。《笔方》一卷详细介绍了韦诞的制笔方法:

又曰:马裔孙初为河中从事,因事赴阙,宿于逻店。其地有上逻神祠,夜梦神见召,待以优礼,手授以笔,一大一小。觉而异焉。及为翰林学士,旋知贡举。私自谓曰:"此二笔之应也。"洎入中书,吏奉二笔,熟视大小,如昔时中梦所授者。

又曰:卫常,字巨山,转黄门郎。常善草隶书,为《四体书势》,曰:"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苍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也。因而遂滋则为之字,有六义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声,江河是也;四曰会意,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长是也。"

先次以铁梳梳理兔毫及羊青毛,去其秽毛,盖使不髯。茹讫,各别之。皆用梳掌痛拍整齐毫锋端,本各作扁,极令均调平好,用衣羊青毛,缩羊青毛去兔毫头下二分许。然后合扁,卷令极圆。讫,痛颉之。以所整羊毛中截,用衣中心,名曰“毛柱”,或曰“墨池”“承墨”。复用毫青衣羊青毛外,如作柱法,使中心齐,亦使平均。痛颉,内管中,宁随毛长者使深,宁小不大,笔之大要也。

《汉官仪》曰:尚书令仆丞郎月给赤管大笔一双,篆题曰:"北宫二作。"

又曰:索靖作《书状》,其辞曰:"圣皇御世,随时之宜。苍颉既生,书契是为。科斗鸟篆,类物象形。睿哲变通,意巧滋生。损之隶草,以崇简易。百毕毕修,事业正厉。草书之为状也,婉若银钩,漂若惊鸾,舒翼未发,若举复安,虫蛇虬蟉,或往或还。颓阿那以羸羸,类欻奋衅而桓桓。及其逸游盻蚃,乍正乍邪;骐骥暴怒逼其辔,海水窳隆扬其波;芝草蒲萄还相结,棠棣融融反其华;玄熊对踞於山岳,飞燕相追而差池。举而察之,又似乎和风吹林,偃草扇树,枝条顺气,转相比附,窈娆廉苫,随体散布。纷扰扰以绮靡,中持疑而犹豫;玄螭狡兽嬉其间,腾猿飞鲵相奔趣。凌鱼奋尾,蛟龙反据,投空自窜,张设互距。或若登高望其类,或若既往而中顾;或若倜傥而不群,或若自检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笃艺之彦,役心精微,耽此文宪。守道兼权,触类生变,离拆八体,靡形不判,去繁存微,本象末乱。上理开元,下周谨按,骋辞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厉,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言奇妙之焕烂,体磊落而壮丽,姿光润以璀璨。命杜度运其指,使伯英回其腕,著绝势於纨素,垂百世之殊观。"

《笔经》(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卷一)传为王羲之所作,对制笔所用毛及制作过程描述更为详尽:

《西京杂记》曰:汉制,天子笔以错宝为跗,毛皆秋兔之毫。官师路扈为之,又以杂宝为匣,厕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

《宋书·刘穆之传》曰:高祖书素拙,穆之曰:"此虽小事,然宣被四远,愿公少复留意。"高祖既不能措意,又禀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既足有所苞,且其名亦美。"高祖从之,一纸不过六十字便满。

诸郡献兔毫,出鸿都门,惟有赵国毫中用……凡作笔须用秋兔。秋兔者,仲秋取毫也。所以然者,孟秋去夏近,则其毫焦而嫩;季秋去冬近,则其毫脆而秃;惟八月寒暑调和,毫乃中用。其夹脊上有两行毛,此毫尤佳;胁际扶疏,乃其次耳。采毫竟,以纸裹石灰汁,微火上煮令薄沸,所以去其腻也。先用人发抄数十茎,杂青羊毛并兔毳(凡兔毛长而劲者曰毫,短而弱者曰毳),惟令齐平。以麻纸裹柱根令治(用以麻纸者,欲其体实,得水不胀)。次取上毫薄布柱上,令柱不见,然后安之。惟须精择,去倒毛,毛杪合锋令长九分,管修二握,须圆正方可。后世人或为削管,或笔轻重不同,所以笔多偏握者,以一边偏重故也,自不留心加意,无以详其至。此笔成后,蒸之令熟三斗米饭,须以绳穿管悬之水器上一宿,然后可用。……昔人或以琉璃象牙为笔管,丽饰则有之,然笔须轻便,重则踬矣。近有人以绿沈漆管及镂管见遗,录之多年,斯亦可爱玩,讵必金宝雕琢,然后为贵也。余尝自为笔甚可用,谢安石、庾稚恭每就我求之,靳而不与。

扬子《法言》曰:槌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五帝者,三王之笔舌。宁有书不用笔,言不由舌耶?刀不利,笔不銛,宜加砥削之。

《齐书》曰:太祖善书,及登位,笃好不已。与王僧虔赌书毕,谓虔曰:"谁为第一?"僧虔对曰:"臣书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上笑曰:"卿可谓善自为谋矣。"

《笔经》和《笔方》记述了两种不尽相同的制笔方式,是书法家对制笔经验的总结,说明当时的制笔技术已经相当成熟。《笔方》还记载当时“金宝雕琢,然后为贵”的风气。

《论衡》曰:知能之人须三寸之舌,一尺之笔,然后能自通。

《宋书》曰:谢超宗谓王慈曰:"卿书可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及父,犹鸡之不及凤也。"时人以为名答。

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层贵族和士人注重仪容,追求精致华美,奢靡成风。从汉时就普遍存在的簪笔现象,在魏晋时期演化成一种象征或者礼仪。此时簪笔发展为簪白笔,即不用来书写的笔,笔头干净为白色,原来便于书写的实用功能转变为礼仪象征。“白笔,古珥笔,示君子有文武之备焉”(《钦定四库全书》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上),“三台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内侍位者乃簪之”,因此一方面魏晋人在对毛笔的制作上追求书写效果,注重笔毛的拣选和制作,改进了笔头;另一方面出于对自己地位的展示,在笔管制作上极尽其奢。制作笔管的材料据史书记载就有精选的木、竹、玉、铁、琉璃、象牙、犀角等,再有镂刻、嵌宝、错金或饰金等工艺,应相当精美华贵,惜目前尚无出土实物可见。西晋傅玄有《笔赋》云:“简修毫之器兔,选珍皮之上翰。濯之以清水,芬之以幽兰。嘉竹翠色,彤管含丹。于是班匠竭巧,名工逞术;缠以素枲,纳以玄漆;丰约得中,不文不质。尔乃染芳松之淳烟,写文象于素纨。动应手而从心,焕光流而星布。”西晋成公绥的《弃故笔赋》说“采秋兔之颖芒,加胶漆之绸缪,结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圆管,属象齿于纤锋”,当是写照。

《神仙传》曰:李仲甫,颍川人。汉桓帝时,卖笔辽东市,一笔三钱;如无钱,亦与笔。

《宋书》曰:江夏王锋,字宣颖,高帝第十三子也。四岁好学书,畜於母张氏舍,张氏无纸,乃倚井栏为书,满则洗之。已而复书,如此累月。又每晨不肯去窗尘,而就尘书。帝尝使学凤尾诏,一学即工。帝大悦,以玉麒麟赐之,曰:"以麒麟赏凤尾矣!"

启功指出魏晋时跟现今不同的是,“现在我们用毛笔写字的握笔方法一般是食指、中指在外,拇指在里,无名指在里,用它的外侧轻轻托住笔管。但要注意这种握笔方法是以坐在高桌前,将纸铺在水平桌面之上为前提的。古人,特别是宋以前,在没有高桌、席地而坐写字时,他们采用的是三指握管法”,“用拇指和食指从里外分别握住笔管,再用中指托住笔管,无名指和小指则仅向掌心弯曲而已,并不起握管的作用”,这样的形象可见于唐摹晋顾恺之本《女史箴图》、宋杨子华所绘《北齐校书图》以及湖南长沙出土西晋对书俑。

《魏末传》曰:司马宣王欲诛曹爽,呼何晏作奏,曰:"宜上君名。"晏失笔于地。

《梁书》曰:武帝论萧子云书曰:"笔力劲骏,心手相应,巧逾杜度,美过崔寔,当与元常并驱争先。"其后萧子云为东阳太守,百济国使人至建业求书,逢子云维舟将发,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舡三十许步前行。子云遣问之,答曰:"侍中尺牍之美,远流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迹。"子云乃为停船三日,书三十纸与之,获金货数百万。性吝,自非答饷不书。好事者重加赂遗,以要其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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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曰:王东亭尝梦有人与大笔,其管如椽。既觉,说人云:"当有大手笔事。"不日,烈宗晏驾,哀策谥议并王所作也。

又曰:颜协,博涉群书,工於草隶飞白。时吴人范怀约能隶书,协学其书,殆过真也。荆楚碑碣,皆协所书。时人有会稽谢善勋,能为八体六丈,方寸千言;京兆韦仲善飞白,并在湘东王府,善勋为录事参军,仲为中兵参军。府中以协优於韦仲,而减於善勋。善勋饮酒至数升醉,后辄张眼大骂,虽复贵贱亲疏,无所择也。时谓之谢方眼,而胸襟夷坦,有士君子之操焉。

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卷,绢本设色,纵24.8厘米、横348.2厘米,大英博物院藏

《傅子》曰:汉末,一笔之匣,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隋珠,文以翡翠。此笔非文犀之桢,必象齿之管,丰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绣之衣,践雕玉之履矣。

《后魏书》曰:崔潜为兄浑诔,手笔草本。会昌初,著作佐郎王遵业买书於市,而遇得之。计诔至今将二百载,宝其书迹,深秘藏之。武定中,遵业子松年以遗黄门郎崔季舒,人多摹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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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笔经》曰:汉时诸郡献兔毫,出鸿都,惟有赵国毫中用。时人咸言:兔毫无优劣,管曙裥巧拙。

又曰:崔玄伯尤善草隶行狎之书,为世模楷。玄伯祖悦与范阳卢谌,并以博艺著名。谌法锺繇,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谌传子偃,偃传子邈;悦传子潜,潜传玄伯。故魏初重崔、卢之书。

西晋青瓷对书俑,高16.5厘米、长20厘米,湖南省博物馆藏

又曰:有人以绿沉漆竹管及镂管见遗,录之多年。斯亦可爱玩。讵以金宝雕琢然为贵也。

《唐书》曰:太宗尝谓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与论书。"徵曰:"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即日召令侍读。尝以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当时莫能辩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所误。

二、魏晋时期的墨

又曰:昔人或以琉璃象牙为笔管,丽饰则有之。然笔须轻便,重则踬矣。

又曰:虞世南,字伯施。同郡沙门释智永善学王羲之书,世南师焉,妙得其体,由是声名籍甚。

墨作为书写材料,出现得较早。半坡遗址中就出现了用黑色和红色进行装饰的彩陶。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战国秦墓出土了现存最早的人造墨。墨纯黑而粗糙,呈丸状,同时出土的还有用鹅卵石加工而成的长方形砚和研墨石各一,可知当时使用墨的方法,即把墨丸放在砚石上,加水后用磨棒进行碾压研磨,可见这种墨的质地是较为疏松的。1983年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扁形石砚,附有一圆形研石,砚上残留朱、墨额痕迹,同时出土墨丸数枚,表明当时的墨丸仍然不是手持研磨,需要用研石碾压,磨出的墨较粗糙。丸状是因为用胶不多,加上胶的质量不是很高,因此很难把墨丸做得大。墨丸小,就不能用手捉住来研磨。汉代时期砚的种类就很多,有石砚、玉砚、铜砚、陶砚、瓷砚、漆砚、木砚、竹砚等,以圆形和方形为基本样式。

《笔墨法》曰:作笔当以铁梳梳兔豪毛及羊青毛,去其秽毛,使不髯茹。羊青为心,名曰"笔柱",或曰"墨池"。

又曰:柳公权,字诚悬。幼嗜学,十二能为词赋。元和初,进士擢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李听镇夏州,辟为掌书记。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见,谓公权曰:"我於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迁右补阙,司封员外郎。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用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公权初学王书,遍阅近代笔法,体势劲媚,自成一家。当时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外夷入贡,皆别署货贝,曰:"此购柳书。"上都四明寺《金刚经》碑,备有锺、王、欧、虞、褚、陆之体,尤为得意。文宗夏日与学士联句,帝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公权续曰:"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时丁袁五学士皆属继,帝独讽公权两句,曰:"词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权题於殿壁,字方圆五寸,帝视之,叹曰:"锺、王复生,无以加焉!"

从汉到晋书写载体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竹简逐渐被帛纸取代,墨的质量及形式有了重大调整。魏晋时期成为墨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以松烟墨的大量流行及“韦诞制墨方”的出现为标志,南朝萧子良答王僧虔书云: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初拜,给漆笔四枚,铜博山笔床副。

又曰:柳公权,大中初转少师,中谢,宣宗召升殿,御前书三纸。军容使西门季玄捧砚,枢密使崔巨源过笔。一纸真书十字,曰"卫夫人传笔法於王右军";一纸行书十一字,曰"永禅师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纸草书八字,曰"谓语助者焉哉乎也"。赐锦彩瓶盘等银器,仍令自书谢状,勿拘真行,帝尤奇惜之。

“仲将之墨,一点如漆”,在贾思勰《齐民要术》中记载了韦诞的制墨之法:

《搜神记》曰: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留赤笔十馀枝在荐下,曰:"可使人簪之,出入辟恶。"凡举事者皆无恙。

又曰:欧阳询,潭州临湘人也。初学王羲之书,后更渐变其体,笔力险劲,为一时之绝。时人得其尺牍文字,咸以为楷范焉。高丽甚重其书,尝遣使求之,高祖叹曰:"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彼观其迹,固谓其形貌魁梧耶?"(询形体么麽,故高祖有是言也。)

“合墨法:好醇烟,捣讫,以细绢筛于缸内,筛去草莽,若细沙尘埃。此物至轻微,不宜露筛,喜失飞去,不可不慎。墨麹一斤,以好胶五两,浸梣皮汁中。梣,江南樊鸡木皮也;其皮入水绿色,解胶,又益黑色。可下鸡子白,去黄,五颗。亦以真珠砂一两,麝香一两,别治细筛,都合调。下铁臼中,宁刚不宜泽,捣三万杵,杵多益善。合墨不得过二月、九月,温时败臭,寒则难干,潼溶,见风自解碎。重不得过三二两。墨之大诀如此。宁小不大。”

《荆楚岁时记》曰:陆士衡云:"魏武帝刘婕妤以七月七日祈璃琉笔。"

又曰:欧阳通,询之子也。早孤,母徐氏,教其父书。每遗通钱,绐云:"质汝父书迹之直。"通慕名甚悦,昼夜精力无倦,遂亚於询。

从韦诞合墨法可知中国古代制墨工艺进入了成熟期,墨的主要成分和制墨方法基本定型:合醇烟、好胶、香料、防腐药等,杵多益善,延续至今,墨由丸状变为挺状。后世虽然有调整,但跟韦诞制墨法没有本质区别。

《岭表录异》曰:番禺地无狐兔,多用鹿毛、野狸毛为笔。又昭富、春勒等州则择鸡毛为笔,其用也,亦与兔毫无异。

《唐书》曰:龙朔二年四月,上自为书与辽东诸将。谓许敬宗曰:"许圉师常自爱朕书,可於朝堂开示。"圉师见,惊喜,私谓朝官曰:"圉师见古迹多矣,魏晋已后,惟称二王。然逸少少力而研,子敬研而少力。今观圣迹,兼绝二王,凤翥鸾回,实古今书圣!"

三、魏晋时期的砚

又曰:岭南无兔,尝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笔者,醉失之,大惧,因剪鬓须为笔,笔甚善。更使为之,工者辞焉。诘其由,以实对。遂下令,使一户输人须,或不能致,辄责其直。

又曰:太宗尝於《晋史·右军传》后论之曰:"锺书布纤浓,分疏密,霞舒云卷,无所间然。但其体古而不今,字长而逾制。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疏瘦如陵冬之枯树,搓枿而无屈伸,拘束若严家饿隶,羁羸而不放纵。萧子云无丈夫之气,行行如萦春蚓,字字若绾秋蛇,卧王濛於纸中,坐徐偃於笔下。以兹播美,岂非滥名耶?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

魏晋时期石砚较为普遍,依然以圆形和方形为基本样式,制作更为精美,西晋傅玄有《砚赋》赞曰:

○墨

又曰:孔若思早孤,母褚氏亲自教训,遂以学行知名。年少时,有人赍褚遂良书迹数卷以遗,若思惟受其一卷,其人曰:"此书当今所重,价比黄金,何不总取之?"若思曰:"若价比金宝,此为多。"更截去半以还之矣。

“采阴山之潜朴,简众材之攸宜,即方圆以定形,锻金铁而为池”。而陶砚、瓷砚使用渐广,并开始流行,形制上多为圆盘形,砚面不施釉,已不再使用研子,多足,足数三到十六不等,这种多柱足的砚又称为辟雍砚,到唐代都一直流行这一样式。铜砚、银砚、铁砚多为帝王将相达官显贵所用,民间不多见。西域有用瓦砚和竹砚,苏易简《文房四谱》云:

《释名》曰:墨,晦也。言以物晦黑也。

又曰:卢知猷器度长厚,文词美丽。尤工书,一落简翰,人争模仿。

“西域无纸笔,但有墨。彼人以墨磨之甚浓,以瓦合或竹节,即其砚也。”总体来说砚的材质丰富多样,以石制为主,陶瓷砚开始流行,端砚、歙砚、洮砚等尚未名世。

《汉书·王莽传》曰:汉兵起,莽以墨污渭陵、延陵周垣。

又曰:钟绍京,虔州赣人也。初为司农录事,以工书直凤阁。则天时,明堂门额、九鼎之铭及诸宫殿门榜,皆绍京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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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观汉纪》曰:和熹邓后即位,万国贡献悉禁绝,惟岁供纸墨而已。

又曰:王涯既诛,涯家书数万卷,侔於书府。前代法书名画,人所保惜者,必以厚货致之。不受货者,必以官爵致之。厚为垣窍而藏之覆壁。至是,人破其垣取之,或剔取函奁金宝之饰,与其玉轴而弃之。

三国漆木镶石砚,长23.8厘米、宽13.5厘米、高0.6厘米,湖北省鄂州市博物馆藏

范子《计然》曰:墨出三辅,上价石百六十,中三十,下十。

《蔡琰别传》曰:琰对曹操曰:"乞给纸笔,真草惟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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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仲将《笔墨方》曰:合墨法:好醇烟捣讫,以绢细蓰于缸中,蓰去草芥,若细沙,以细绢蓰尘埃。此物至轻微,不宜露蓰,虑失飞去,不可不慎。墨一斤,以好胶五两浸梣皮汁中。梣,江南樊鸡木皮也。其皮入水绿色,解胶,又益墨色,可下鸡子白去黄五枚,亦以真朱一两、麝香一两,皆别治细蓰,都合调下铁臼中,宁刚不宜泽,捣三万杵,杵多益善。合墨不得过二月、九月,温时败臭,寒则难乾,湩溶见风日,碎破。重不得过二两。

《邴原别传》曰:原年五六岁,过书舍而泣,师曰:"何泣?"原曰:"孤子易伤感。夫书者,皆有父母也。今顾其书,故恻然涕零也。"师哀原言,而为之泣曰:"欲书不须费也。"遂就书。

南朝青瓷五足砚,高14厘米、口径22厘米,江西省博物馆藏

蔡质《汉官》曰:尚书令仆丞郎月赐渝糜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江伟家传》曰:伟性善书,人得其手迹,莫不藏之以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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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宫旧事》曰:皇太子初拜,给香墨四丸。

《神仙传》曰:东郭延服灵飞散,能夜书。

西晋青釉三足瓷砚,径11.7厘米、高2.8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修复山陵故事》曰:玄宫物有墨五丸。

又曰:王远,字方平,东海人也。博学,尤明天文、谶纬、《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汉桓帝闻之,连征不出。使郡国逼载诣京师,低头闭口不肯答,乃题官门扇四百馀字,皆说方来。帝甚恐之,使刮去外字,复见,墨皆彻入版里。

文房用具中一般配有砚滴与砚搭配使用,方便磨墨时注水,汉代就有铜制砚滴出现,后有陶、瓷、玉等材质。魏晋时流行蛙、龟样式青瓷砚滴,东晋时期越窑青瓷龟形砚滴,龟首上昂,颈部刻纹,龟背上有圆形的小口可注水,通体施青釉,造型生动,工艺精湛,制作精美。可见魏晋文人不仅仅注重自身形象,对文房器用也相当讲究。还有青瓷水盂,方便濯洗毛笔。笔山、笔筒等后世文房器用情况在魏晋时期的使用情况,由于存世实物少,尚不明确,待进一步研究发现。

《神仙传》曰:汉桓帝征仙人王远,远乃题宫门四百馀字,皆说方来。帝恶之,削之,外字去内字复见,墨入材里。

《石虎邺中记》曰:石虎有马妓,著朱衣、进贤冠,立於马上,马走而作书,字皆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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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龚《与梁相书》曰:复惠善墨,下士所无,摧骸体骨,碎肝胆,不足明报。

《永嘉郡记》曰:昔王右军游永嘉,经於恶道,右军书南边大石。今犹见墨迹,而字不甚了了。

南朝青瓷棒槌形水注,高6.1厘米、长16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曹植《乐府诗》曰:墨出青松烟,笔出狡兔翰,古人感鸟迹,文罪裥改刊。

《抱朴子》曰:英葱实、天雄、鹤脑,服之令人夜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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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神仙传》曰:班孟,不知何许人也。舒纸于前,嚼墨一喷,皆成字,竟纸,各有意义。

《孙卿子》曰:作书者众,而苍颉独传,用心一也。

东晋青釉龟形水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赵壹《非草书》曰:后世慕崔杜张子,专欲草书为务,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墨,屈指画地,爪折〈角思〉出,亦效颦之增丑也。

《淮南子》曰:昔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诱曰:有书契作,诈伪萌生,去本趋末,弃耕垦之业,而务锥刀之利,天知其将饿,故为雨粟也。鬼恐为文所劾,故哭也。鬼或作兔,兔恐有取毫为笔,害及之,故哭。)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砚在当时除了作为文房器用,还被当作化妆用的“黛板”,配合香薰,用于“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颜氏家训·涉务》中记载:“梁朝全盛之时,贵友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班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魏晋时人对美的理解和追求可窥一斑。

陆云《与兄机书》曰:一日上三台,曹公藏石墨数十万斤,云烧此消复可用,然不知兄颇见之不?今送二螺。

又曰:明月之光,可以远望,而不可以细书也。

四、魏晋时期的纸

郑氏《婚礼谒文赞》曰:九子之墨,藏于松烟。

《慎子》曰:书契所以识公信也。

以往人们多认为,纸是东汉蔡伦发明的,但据考古发现,证明了中国造纸术至少早在西汉初期即已出现,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西汉墓出土纸质地图残片,以麻为原料,纸质较粗,色黄,造纸技术水平较低。东汉前期在蔡伦的主持下,造纸技术出现一次飞跃,造纸原料的拓展是造纸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西汉时期的纸大都以麻为原料,蔡伦时代,增加了树皮和渔网,此后各种树皮纸纷纷问世。魏晋时期发明了桑皮纸、藤皮纸。汉末建安年间出现了著名的造纸家左伯,齐萧子良称其纸“妍妙辉光”,当时人们称这种纸为“左伯纸”。可惜没有把左伯纸所用的原料和制造方法记载下来。

盛弘之《荆州记》曰:筑阳县有墨山,山石悉如墨。

《隋巢子》曰:史皇产而能书。

汉虽有纸,但并不普及,书写材料为简和纸并用。及至东晋末年,桓玄下诏:“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又曰:“玄令平准作青赤缥绿桃花纸,使总精令速作之。”(《太平御览》文部卷21)此后,纸张代替简牍,成为朝廷公文的书写载体。纸的推广普及,促进了书法艺术的昌盛。但受生产技术限制,纸张多不大,一尺见方左右多见。因书札、写经等都在一尺见方的纸上,文书尺牍由此而得名。这也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形式与风格的形成,传世的晋代陆机《平复帖》、王珣《伯远帖》及楼兰出土残纸等即是尺牍的典型样式。

顾微《广州记》曰:怀化郡掘堑,得石墨甚多,精好可写书。

《三辅决录》曰:韦诞,字仲将。除武都太守,以书不得之郡,转侍中,典作《魏书》,号《散骑书》,一名《大魏书》,凡五十篇。洛阳、邺、许三都宫观始就,命诞铭题,以为永制。以御笔墨皆不任用,因奏曰:"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逞径丈之势,方寸千言。"

在汉代改进造纸技术的基础上,魏晋时造纸原料日益多样化,纸的名目繁多。剡溪有以藤皮为原料的藤纸,纸质匀细光滑,洁白如玉,不留墨。此外史料记载还有用海苔所造名纸—侧理纸。

戴延之《西征记》曰:石墨山北五十里,山多墨,可以书。

《俗说》曰:桓玄取羊欣为征西行军参军。玄爱书,呼欣就坐,仍遣信呼顾长康,与共论书至夜,良久乃罢。

“张华博物志成,晋武帝赐以麟角笔管,辽西所献也,青铁砚用于阗所上铁为之也,又赐侧理纸万蕃,南越所贡。汉人言陟釐,与侧理相乱。盖南人以海苔为纸,其理纵横邪侧,因以为名。”(王子年《拾遗记》四库全书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30)还有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30记载

《寻阳记》曰:庐山有石墨可书。

《世论》曰:锺会有异志,密白邓艾有反状。又会善效人书,於剑阁要艾章表,皆易其言,令倨傲,多有矜伐以疑之。

“王羲之制榖藤二皮之纸”,又

《灾祥集》曰:天雨墨,君臣无道,谗人进。

《论衡》曰:夫河出图,雒出书,圣帝明王之瑞应也。苍颉作文字,笔与天地同,指与鬼神合,何恶而致雨粟鬼哭之怪哉?

“王羲之少年多用紫纸,中年用麻黄纸,又用张义制纸,取其流丽便于行笔。蔡中郎非流纨丰素不妄下笔”。海苔纸和紫纸,今已不见。从史料记载中可见魏晋人追求书法上的美对纸张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但名纸尚未普及,造纸技术还未到巅峰。

李尤《研墨铭》曰:书契既造,研墨乃陈,烟石相附,笔疏以申。

又曰:书官讳丙日,云苍颉以丙日死也。

1964年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东晋纸本绘画《墓主人生活图》,纵近半米,横一米余,由六张麻纸连拼而成,是现今所见最早纸本绘画,也可见当时绘画用纸之一斑。

顾野王《舆地志》曰:汉时,王朗为会稽太守,子肃随在郡。住东斋中,夜有女从地出,称越王女,与肃语。晓别,赠一丸墨,肃方注《周易》,因此便觉,才思开悟。

《世说》曰:韦仲将善书。魏明帝起殿安榜,使仲将登梯题之。既下,头发皓然,因是敕诫儿孙勿复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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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

王升之《怀旧序》曰:余与从甥孙道济交好特至。昔寓荆州,同处一室,冬多闲暇,长共学书。余收而录之,欲以为索居之爱,道济因记纸末曰:"舅还山之日,览此相存闲书。"见其手迹,皎若平日,凄怅伤心。

东晋佚名墓主人生活图,纸本设色,纵46.2厘米、横105厘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释名》曰: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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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机先生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论述:

《晋书》怀帝陷于平阳。刘聪引帝入宴,谓帝曰:"卿为豫章王时,朕与王武子俱造卿。武子称朕于卿,卿言闻名久矣。卿以所作乐府文示朕,曰:'闻君善词赋,试为看也。'朕与武子俱为《盛德颂》,卿称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筹,卿与武子俱得九筹。卿又赠朕柘弓、银砚,卿颇忆否?"帝曰:"安敢忘之?恨尔日不得早识龙颜。"

“晋代已在纸外涂一层矿物质白粉,如吐鲁番发现的晋写本《三国志》用纸。继而采用植物淀粉糊。之后又直接将淀粉糊直接掺到纸浆中,成为悬浮剂,可使纸浆中的纤维均匀分散,便于抄造……采用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堵塞纸面上纤维间细微的孔隙,使运笔时不致滃晕走墨。此外,还先后采用施胶、染潢、加蜡、砑光等法对纸张进行加工。”

《唐书》曰:柳公权常宝惜墨砚图画,自扃鐍之,常评砚:以青州石末为第一,言墨易冷,绛州黑砚次之。

染潢是以黄檗汁染纸,以防虫蛀,染过的纸呈淡黄色。因颜料雌黄色同染潢的纸颜色相近,还可以用雌黄色在染潢的纸上涂改,类似现在的涂改液。成语“信口雌黄”即由此衍生而来。还有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晋代《残写经纸》

《太公金匮》曰:研之书曰:石墨相著,邪心谗言,无得污白。

:“此纸白度增加,表面比较平滑,结构较紧密,纤维束较少,有帘纹,纸质较细薄。质量明显提高。”

伍缉之《从征记》曰:夫子床前有石砚一枚,作甚古朴,盖孔子平生时物也。

魏晋时至今已近一千八百年,年代久远,考古出土实物相对较少,我们只能从有限的实物资料和相关的史料记载中去推测当时文人士子们文房用具的使用情况。材料和工具虽然有限,但并不影响他们对美感和艺术精神的追求,魏晋名士们正是用手中的笔和纸,抒写他们对生命个性的追求、对人格美的发现,创造了辉煌历史的文化。

《西京杂记》曰:天子以玉为砚,取其不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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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遗记》曰:张华撰《博物志》奏武帝,帝赐青铁砚。铁是于阗国所献,铸以为砚。

东晋青釉褐彩鸡首壶,口径5.5厘米、高15.4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魏武帝《上杂物疏》曰:御物有纯银参带台砚一枚,钝银参带员砚大小各一枚。

(注:本文原刊于《大匠之门20》,原题为《逸气假毫翰 清风在竹林——魏晋南北朝时期文房器用考略》)

《陈留志》曰:范乔年二岁,祖父馨卒,临终抚其首曰:"恨不见汝成人,以吾所用砚与之。"至五岁,祖母以此言告乔,便执砚啼哭。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初拜,给漆石砚一枚。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砚冻释,令童幼入小学学篇章;十一月砚冻,命童幼读《孝经》、《论语》。

《世语》曰:曹爽与明帝少同砚书。

晋傅玄《砚赋》采阴山之潜璞,简众材之修宜,节方员以定形,锻金铁而为池,设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仪,木贵其能软,石美其润坚,加采漆之胶固,含冲德之清玄。

《永嘉中记》曰:砚溪一源中多石砚。

刘澄之《宋永初山川古今记》曰:兴平石穴深二百许,大石青色,堪为砚。

○纸

《释名》曰:纸,砥也,平滑如砥石也。

服虔《通俗文》曰:方絮曰纸。

《东观汉记》曰:黄门蔡伦,典作尚方,作纸,所谓蔡侯纸也。

《董巴记》曰:东京有蔡侯纸,即伦也。用故麻名麻纸,木皮名穀纸,用故鱼网作纸名网纸也。

王隐《晋书》曰:魏太和六年,博士河间张揖上《古今字诂》,其巾部:"纸,今也,其字从巾。古之素帛依旧,长短随事,截绢枚数重沓,即名幡。纸字从系,此形声也。后和帝元兴中,中常侍蔡伦以故布捣剉作纸,故字从巾。是其声虽同,系、巾为殊,不得言古纸为今纸。"

崔鸿《前燕录》曰:慕容俊三年,广义将军岷山公黄纸上表,俊曰:"吾名号未异于前,何宜便?尔自今但可白纸称疏。"

沈约《宋书》曰:张永善隶书,语裥巧思,纸及墨皆自营造。上每得永表启,辄执玩咨嗟,自叹供御者不之及也。

《唐书》曰:杜暹为婺州参军,秩满将归,州吏以纸万馀张赠之,暹惟受一百。时人叹曰:"昔清吏受一大钱,复何异也!"

《语林》曰:王右军为会稽谢公乞笺纸,库中惟有九万枚,悉与之。桓帝云:"逸少不节。"

《拾遗记》曰:张华献《博物志》,赐侧理纸万番,南越所献也。汉人言陟貍与侧理相乱,南人以海苔为纸,其理纵横褒侧,因以为名。

《世说》曰:戴安道就范宣学所为。范宣读书,亦读书;范宣抄纸,亦抄纸。

《桓玄伪事》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

又曰:玄令平准作青赤缥绿桃花纸,使总精令速作之。

石虎《邺中记》曰:石虎诏书以五色纸着凤雏口中。

范宁教曰:土纸不可以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

盛弘之《荆州记》曰:枣阳县一百许步蔡伦宅,其中具存。其傍有池,即名蔡子池。伦,汉顺帝时人,始以鱼网造纸。县人今犹多能作纸,盖伦之遗业也。

《异苑》曰:张仲舒在广陵,晨夕辄见门侧有赤气。后空中忽雨绛罗于其庭,周广七八分,长五六寸,皆笺纸继之,广长亦与罗等,纷纷甚快。经宿,仲舒暴疾死。

孙放《西寺铭》曰:长沙西寺,层构倾颓,谋欲建立。其日有童子持纸花插地,故寺东西相去十馀丈,于是建刹正当花处。

傅咸《纸赋》曰:既作契以代绳,又造纸以当策。

刘孝威《谢官纸启》曰:虽复邺殿,凤衔汉朝鱼网。平准桃花,中宫穀树,固以惭兹靡滑,谢此鲜华。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初拜,给赤纸、缥红麻纸、敕纸,法各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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